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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英国人做出了第一个转基因食品成果——番茄。可是这项研究并未在英国人自己的领土上生根发芽，却最先出现在美国，这让美国人占得先机并一发不可收拾。保守的英国人为此后悔不迭。
现今，转基因技术已在众多赞叹与批判声中过了20多个年头。自1996年开始产业化以来，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连续12年稳定增长，13年间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长了74倍。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主席Clive James指出，截至2008年，全球已累计种植转基因作物8亿公顷，目前已有25种国家在种植转基因作物。
目前转基因作物主要为抗除草剂和抗虫害两种类型，不过复合（多）性状品种的种植面积增加显着。
美国是转基因食品最多的国家。据统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确定的转基因品种已有43种，60％以上的加工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90％以上的大豆、50％以上的玉米、小麦是转基因的。
当转基因技术还在“高科技福音”与“健康与环境隐患”的激辩中徘徊时，转基因食品却已走出实验室，走向了市场。
两大洲的对立
虽然转基因食品与普通食品在口感上没有多大差别，但转基因的作物有明显的优势：优质高产、抗虫、抗病毒、抗除草剂、改良品质、抗逆境生存等。但面对越来越多的转基因食品，人们的认识并非一致。
以美国为首的支持派和以欧洲为首的反对派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两大阵营。不久前的调查表明，美国、加拿大两国的消费者多数已接受了转基因食品，仅有27％的消费者认为食用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而在欧洲，大多数人是反对转基因食品的，英国尤为明显。1998年英国一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幼鼠食用转基因的土豆后，会使内脏和免疫系统受损，这是对转基因食品提出的最早质疑，并在英国及全世界引发了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大讨论。
虽然英国皇家学会于1999年5月发表声明：此项研究“充满漏洞”，得出转基因土豆有害生物健康的结论完全不足为凭，但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已引起了消费者的怀疑。79％的英国人反对试种基因改良作物，抵制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
由于转基因食品兴起的时间还不长，对待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以及这一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上也没有数量和数据上的定论，这两大阵营在分析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观念和方法上有很大差异。美国采取着重管理产品本身是否对环境及身体健康造成威胁的可靠科学原则，而欧盟管制的重点是用于生产制造食品的转基因技术，采取预防原则。
然而，欧盟的死防开始有所松动。欧盟部长最近呼吁要加快转基因生物审批过程——如果欧盟不改变现有的强硬转基因进口政策，尤其是丝毫不能接受转基因物质的态度，欧洲的禽畜养殖业将面临一场饲料危机。
两大阵营对抗的天平似乎开始向支持一派倾斜。
中国人怎么看待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科技馆的四楼转基因展厅的角落里，有一项叫做“接受与拒绝”的调查。在记者前去观展的2009年11月17日，这个调查的结果是：拒绝——597票；接受——374票；无所谓——214票。
而据尼尔森调查公司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消费者并不担忧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在那次调查中，中国消费者中72%的被调查者对利用生物技术生产食品持赞成或中立的看法，而94%的被调查者表示，如果生物技术能带来可持续性的益处，那么他们就支持利用植物生物技术而进行的食物生产。
反对，以“绿色和平”为由
相对欧盟的摇摆，绿色和平组织和致力于“公平发展”的“第三世界网络”（TWN）一直是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极大反对者。
2005年4月，绿色和平组织在湖北省发现非法种植和买卖转基因水稻，估计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而此前农业部尚未颁发一例水稻转基因安全证书，也未进入商业化生产。但是，在湖北从事转基因水稻研究的华中农业大学的科学家否认他们出卖试验用转基因水稻稻种。
支持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学者开始反击，由张启发院士联合15位院士及其他专家起草的《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策略的建议》转交到******领导手中。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商业化生产所需要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试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但绿色和平组织随即在当年12月1日公布的一份《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调查报告指出，关于转基因会不会给人体带来损害等问题还没有明确结论。
即使投入200多亿元的转基因专项研究自2008年7月9日启动之后，反对的声音依然强烈。
2008年9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转基因生物安全国际论坛”第三次会议上，绿色和平组织从商业化、经济的层面提出反对转基因水稻意见，向大会发布了《国内消费者与海外市场转基因水稻面临双重压力》的报告，称中国米制品在海外遭遇转基因壁垒，转基因水稻所受到的阻力已是现实，而不再只是理论。
反对的声音还认为，基因工程所用的基因来源于任何生物，生物种类之间的界限完全被打乱，对出现的新组合和性状在不同遗传背景下的表达，及其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还缺乏认识，有些甚至一无所知。
为了让公众远离转基因食品，绿色和平组织煞费苦心。从2004年开始，绿色和平组织每年向国内各大食品厂商查询其在使用转基因原料方面的政策，根据他们的转基因政策，将各品牌分类，制成《避免转基因食品指南》，供消费者参考。并明确指出：为了你及家人的健康，为了地球的生态环境，请对转基因食品说“不”[1]。
专利的困扰
除了外界主观人为影响之外，转基因产品与生俱来的专利也是一大难题。对于即将上市的植酸酶玉米来讲，“这是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陈茹梅说。
然而，对于中国现阶段所研制的转Bt基因水稻，大多数涉及国外机构所持有的专利。
在“863”计划和“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基金”的资助下，****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周宜君对中国转基因水稻研究中所涉及的专利问题进行了调查。他说，一旦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专利持有人就可以要求正当利益或直接提起诉讼。而对于没有在中国申请专利的，在国内进行商业化种植虽不会引起法律纠纷，但是在进入国际市场时会遇到障碍，可能是经济利益，也可能是法律纠纷。
绿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网络给出了《国外专利陷阱中的“中国”转基因水稻》报告，调查涉及15项国外专利，而这些专利又主要集中在孟山都、杜邦、拜耳等外国公司。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告诉《科学新闻》：“中国申请商业化种植及在研的转基因水稻品系没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许多核心内容被国外公司和机构通过专利控制。如果商业化种植，将对中国粮食安全和主权等问题产生严重的影响。”
但是黄大昉在一次讲座中表示，专利问题要具体而论，因为国外公司有些专利没有在中国申请，有一些专利则过时了。而且，对基因的转化方法中国科学家和国外可能不一样，种子的品种也不一样。
商业化生产仍存疑问
除了专利困扰以外，反对转基因的阵营还声称，到目前为止，与转基因生物使用和释放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考虑还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
来自反转基因阵营的第三世界网络的高级研究员Li Ching Lim说，我们要从社会责任、代际责任、社会接受度以及降低长期消耗等方面对转基因生物进行评价，任何社会引入转基因生物之前，都必须要严肃考虑社会经济因素。
绿色和平组织认为，种植转基因作物，受益****的不是农民，而是科学家和生物公司。以全球转基因农业的巨头美国孟山都公司为例，在2001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总种植面积有90%以上为孟山都的产品。市场上所有的转基因作物都是受到专利保护的，这意味着农民要对种子付出专利费用，而且不能自留种子，需要每年向种子公司购买种子。
始但是，黄季焜的研究则表明，尽管转基因种子比常规种子贵得多，至少在中国，受益最多的仍然是农民，因为他们大幅度减少了杀虫剂和用工成本，以大田试验的水稻为例，“在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地块上，有62%没有施用农药，而且将近90%的转基因水稻田没有施用治螟虫的农药。”[2]
农民们在减少了农活之后，也就可以到城里打工，这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消费者也能从更加便宜的农产品中获得一定利益。
棉农的例子似乎印证了黄季焜的研究。一斤转基因棉种比常规棉种高出10倍甚至数十倍，但是毕竟种子成本比起花在购买杀虫剂和人工喷洒上的钱要少得多。这也就难怪棉农们都在选择转基因棉花了。2007年，中国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约350万公顷，占据了全部棉花种植面积的70%。
山东菏泽的农民李占双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种植转基因棉花以来，也对这一技术全心拥戴。“那些外国公司的种子确实贵，但是效果好，贵点也值得买，”李占双用浓重的山东话说，“再说，现在哪有啥人自己留种的。”（来源：《科学新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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